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为什么选择了儒家思想？ 杨阳，重度数据收集癖，香港爬山的科研狗 看到有人质疑说儒教变迁与王朝选择之间关系的，请不要忘了，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王朝都是独尊儒术的，唐代对于道教、佛教的推崇、宋代对于道教的推崇都曾到达登峰造极的高度，统治者对于治理的道德准则一直都是以“是否对自己统治有利”为原则的，按照有的人的论断，汉朝开始儒家思想就奠定了绝对统治地位，那为什么唐宋要分别推崇不同宗教而不是独尊儒术？！统治者不知道儒家已经是“历史大趋势”了么？ 统治阶级选择某种思想作为统治工具，必然是希望通过这种工具达到一定的目的。在中国历史上，秦、汉、隋、元、明等朝代的倾覆均由农民起义为肇始，因此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有充足的理由警惕农民起义这种冲突形式。历代统治者也都将农民起义视为威胁自己统治的大敌。 农民起义贯穿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历史，这与中国封建王朝的农业经济结构密不可分。周期性的气候冲击和食物短缺不断的刺激农民起义的反复发生。丛林法则和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使得农民在生存受到威胁时，理所当然的将抢掠作为合理的选择。所以一直以来中国的农民都会在生产者和反抗者的角色之间来回转换。我们甚至可以从清朝的记录中看出，这种转换与农时密切相关。“闲时为匪，忙时为农”成为部分地区农民生活的常态之一。 这种农民暴动的发生非常频繁但是规模却普遍不大。相比广泛为人所知的试图推翻王朝统治的大型农民起义，大多数的农民暴动都是小规模的。在清朝，超过 10000 名参与者的暴动仅占总量的 4.7% 道德约束是统治的有效手段之一。中国封建统治者一直强调“服从与和平的美德”，希望借此来抑制“生存伦理”带来的暴力。 儒家思想三纲五常和皇权天授的思想恰好满足了统治者“服从与和平”的统治要求。自西汉（公元前 206 年 - 公元 9 年）以来，统治阶级就开始通过建立孔庙和表彰模范行为的方式推行儒家思想。地方政府被要求建立孔庙并定期举行祭孔仪式，并树立模范典型，如为遵守三纲五常的“烈女”树立贞节牌坊，以宣传儒家思想，“教化民众”。 那么，视儒家思想为正统，帝王们的这种选择是否奏效了呢？儒家思想是否真的能够帮助封建王朝减少了农民暴动呢？ 经过两千余年的发展，儒家思想逐渐在中国成为正统思想。到清代，基本上每个乡镇都至少有一处祭祀孔子的孔庙。“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体现了儒家思想对于社会冲突的态度，即使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暴动，也保持着对儒家学说的尊敬，对山东曲阜的孔府和孔庙秋毫无犯。 作为孔夫子和众多儒家先贤的诞生地，以曲阜为中心的山东各县儒教氛围浓厚，而山东其他一些地区儒家传统则相对较弱。历史上，山东西部地区经常遭受自然灾害，旱灾、黄河泛滥经常发生在西部平原地区，因此，山东西部在历史上就是农民暴动的高发区，比如《水浒传》的故事就发生在山东的西南部地区，而东部的山东半岛却享受着相对充足的雨水，并远离黄泛区。如图一所示，图 1a 和图 1b 分别表示农民起义的次数和因自然灾害而产生的粮食危机的次数。 清朝（1644-1911）267 年的历史中，山东经历了大量的自然灾害和农民暴动，但是这些灾害和暴动的空间分布却非常不均匀。同时，由于曲阜的存在，儒家思想传播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因此本文作者选择山东作为研究对象。 衡量儒教思想传播的理想变量应该是信奉儒家思想的人口比例。但是儒教思想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很难清晰界定谁是信奉者而谁不是。因此作者使用孔庙数量（文庙、名宦乡贤祠、忠孝节义祠）和被清政府官方认定的烈女数量来代理儒家思想的影响度。 由于这些数据的来源《山东通志》（1934）并没有提供孔庙及烈女的时间变化，因此作者在这里假设孔庙数量和烈女数量在时间上是不变的。这一假设是合理的，因为从记载可以知道，96% 的孔庙在清代之前就已经建成，并且现有研究均表明文化特征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同时，考虑到县镇大小对于这些变量的影响，我们将这些变量都转化为单位面积量。由图 1c 和 1d 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儒家思想圣地的曲阜及周边地区的确有更高密度的孔庙和烈女。 为了验证孔庙密度和烈女密度是否能够代理儒家思想的社会准则，作者根据《山东通志》中对于每个县的评价（“尊儒”、“礼让”、“明节正气”、“忠义守法”）验证了代理变量的有效性。 描述性统计 图二清晰的展示了农民暴动与粮食危机的关系。绿色线为每 10 年中农民暴动的次数，红色为每 10 年中发生粮食危机的次数。 我们按照孔庙密度和烈女密度将山东省的乡镇划分为强儒组和弱儒组，可以明显从图三中看出，强儒组（红色）的暴动次数要明显小余弱儒组（绿色）。 基准回归 作者首先在基准回归中考察了经济冲击对于农民暴动的影响。 其中 表示是否遭受粮食危机的虚拟变量。变量滞后期数 是因为中国北方农业基本是夏秋两季收获，因此其作用有可能在第二年显现。OLS 回归结果如表格二所示： 当年的粮食收获减产，会显著提高第二年农民暴动的概率。 接着作者将基准回归进行拓展，考虑儒家思想对于暴动的影响。讲儒家思想代理变量的交互项加入到回归方程中，结果如表三所示。 我们可以看到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示儒家思想可以有效减轻由粮食危机引发农民暴动的概率，每 1000 平方公里内的孔庙数量每增加 10%，就回使得农民因粮食危机而引发暴动的概率减少 3.8%。 稳健性检验 由于作者使用的样本中有大量的零值样本，为避免"over-zero"问题，作者进一步使用 Tobit 和 Conditional Logit 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其结果与 OLS 结论一致。 在检验文化与冲突的关系时，最困难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将文化的作用与制度环境及其衍生因素分离开来。 经济繁荣程度是我们首先可以想到的，能够同时影响儒家思想普及和农民起义的因素。一个繁荣的经济有利于儒家思想的传播，同时也会减弱气候冲击对于经济的影响。作为农业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清代中国北方地区，作者使用农业适生性指数（GAEZ database）来代理当地的农业生产潜力。这一指数与当地的世纪产出成正相关关系，因此是对当地经济能力的一个有效代理。加入回归后，原回归的结果仍然稳健。 教育与社会流动性。儒家经典一直是古代学校的主要课程，因此儒家思想有可能是通过教育行为来影响农民暴动的。同时，社会流动性可能同时影响孔教的传播和农民起义。作者分别控制了学校数量（府学、县学、书院）以及科举考试中获得“生员”的数量，用以分别控制教育和社会流动性的作用。加入回归后，原回归的结果仍然稳健。 国家能力。国家能力对于冲突的作用一直广受讨论。作者使用县兵站密度、粮仓密度、土地税收、府治所在地虚拟变量来代理某县的国家能力。加入回归后，原回归的结果仍然稳健。 西方影响、其他文化、地理因素及历史暴动。作者分别使用通商口岸及传教士出现时间、道观佛庙密度、平均地形强度及历史暴动次数进行代理。加入回归后，原回归的结果仍然稳健。 由于孔庙可能会在农民起义中遭到摧毁，因此农民暴动的的地方就可能会有较少的孔庙。为了验证这一假设，解决双向因果关系的问题，作者使用工具变量 2SLS 回归，以公元前 500 年到公元 550 年间儒家圣贤出生的数量来作为清朝儒家思想强度的工具变量。古代先贤的出生地与清代文庙的数量相关，但是却与清朝发生的农民暴动外生。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如表 5 工具变量回归仍然显著，说明没有证据表明双向因果关系的假设成立。 结论 综上所述，作者认为，儒教思想的传播对于因经济冲击而起的农民暴动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众多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都会大力推行儒教思想的原因吧。 本文论证过程和数据综述自 Kung, James Kai-sing, and Chicheng Ma. 2014. “Can Cultural Norms Reduce Conflicts? Confucianism and Peasant Rebellions in Qing China.”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感谢 @石大毛 朋友提出的探讨意见，很难得能够在知乎上碰到有价值的探讨。 关于佛教、道教的影响，在稳健性检验中已经控制了佛寺道观。 儒家思想对于农民起义抑制的具体机制值得探讨，可能需要更进一步的数据或者论证，但是这跟本文的目前的结论似无冲突？ 全文从未说这是历朝历代选择儒教的全部原因，而只是证明了儒教对于农民起义的抑制作用。全篇论证的就是帝王出于抑制农民起义的选择是否奏效。帝王希望没人造反这一点相信不会受到质疑，选择道德准则的时候把这一顾虑加入选择标准，相信也是历代帝王都会考虑的。 历代王朝选择儒教的原因可能众多，但是列举出再多原因都是“今人之推测”，而且很多推测都是观点不一且无坚实的证据支持。这篇文章只是用规范的逻辑和范式论证了其中一个原因，至于这个是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不在这篇文章的讨论范围之内。 另外，量化历史的意义即体现在，提供完整、规范的论证逻辑和过程，并且整个范式从数据到结论都是可以证伪的，可以大大改变部分人文学科研究长期自说自话、推测无法证伪的局面，为交流和改进提供一个有益平台。 查看知乎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