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研究中，有哪些量化企业家精神的方法？ 阿虎，资深多动症爱好者 我研究的领域恰好可以为企业家精神提供一个有趣的定义，虽然不能直接给出方法，但是希望可以提供一个视角。（背景知识稍微有点长，需要一点点耐心） 我研究的领域叫“模糊性决策”（decision under ambiguity）。领域的开创者可以追溯到奈特 1921 年的著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模糊性（ambiguity 或者 uncertainty）是相对于风险（risk）定义的，其中风险是指那些可以用概率分布描述的不确定事件，不确定性指那些决策者无法有信心地给出任何一个概率分布来描述的事件。举个经典的例子（ellsberg paradox），有一个袋子中有三个颜色的球——红白蓝——共 120 个，其中红球 40 个，白球和蓝球比例未知。那么“从袋子中随便摸出来一个球是红球”是风险事件，“从袋子中随便摸出来一个球是蓝 / 白球”是模糊性事件。 一个常见的误解是，虽然有时客观的概率是未知的，但是我们会自动脑补一个主观概率来辅助决策，因此只要引入主观概率此问题实际上非常简单。例如在上例中，虽然不知道白球和蓝球的比例，我们可以“相信”他们分别有 30 个和 50 个，这样就可以基于此信念继续做决定了。这种处理隐含的假设是人们会选择一个信念，然后在之后的选择中不加怀疑的一以贯之。遗憾的是，人并不是这样的——大家都会自然而然的怀疑自己的出发点。例如，当有个人说“你摸个白球我给你 100 块”的时候，你可能会担心白球特别少怎么办。但是如果这个人看到你犹豫，于是便说“看来你担心白球不多啊，那么摸个蓝球给你 100 块总行了吧”，此时你的忧虑打消了吗？很明显不可能，因为你又开始担心蓝球不够多的情况了。归根结底这是因为你对任何一种比例都没有信心，因此你会纠结、你会犹豫、你会前后矛盾。 这种犹豫的情况是前述“主观概率”方法所不能捕捉到的，因此必须用一种新的决策模型来捕捉此类行为，即模糊性决策模型。我在此也邀请大家思考一下，风险和模糊性事件哪一个在现实中更常见？对上述犹豫不抉的现象是否有共鸣？更有趣的是，一般来说模糊性决策模型都是兼容主观概率模型的，但是反之不成立——也就是说，你能做的我都能做；你不能做的我也能做。 如果你可以接受“人的决策行为在模糊性条件下会系统性偏离主观概率决策模型”，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定义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了（奈特，1921）。与上述的“犹豫”现象相反，企业家精神是指在模糊条件下选择“积极行动”的心理状态。简单地说，“积极行动”即是将行动选择建立在“不确定性中包含机会”这一信念之上；“消极行动”即是将行动选择建立在“不确定性中包含威胁”这一信念之上。在“犹豫”情形下，参与人的选择动机是避免不利情况，因此是消极行动；而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可能会接受上述两个 offer 中的任何一个。在商业世界中，很多机会都是前所未有的，很难通过历史经验或者类比来获得其成功概率，因此是一个非常标准模糊性场景。我相信在此基础上定义的企业家精神也更具说服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企业家精神本身只是一种决策心态（mindset），与判断准确与否关系不大（例如在上例中认为白球或蓝球的概率属于区间[0,2/3]都不能算是错误的），和执行力强、赌徒心态这些概念之间的也有一定联系。 重点是，如何度量这种心态？这是一个近些年来很热的话题，而且我也不可能简单介绍明白。不过有了上述的背景知识你就可以开始搜索和阅读文献了，可以重点关注实验经济学和决策理论之间的交集部分。再提供几个关键词，ambiguity perception、ambiguity attitude，MEU，CEU。希望可以有所启发。 最后，宣传一下自己有一篇论文也是关于这个方面的，链接如下《经济研究》工作论文：珍贵的“乐观者”——模糊性决策框架下的最优劳动合约设计 -- 金融学前沿论文速递 -- 传送门。 猪月，经济学爱好者 这方面不太熟，不过近年来文献确实比较多，可以列举几种常用的方法。准确衡量企业家精神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很难准确说明我们对企业家的要求是什么，核心含义可能是冒险 + 创新，所谓 started from the bottom now we here。 比较传统的方法主要是两个：一是自雇佣率，二是新开设企业 / 工厂数量。自雇佣率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自雇佣的未必就是企业家，其中可能有很多是因为没有就业机会，不得不自雇佣。这一部分其实是不想冒险的，如果稍微有好一点的就业机会，他 / 她就选择去就业了（Earle and Sakova， 2000）。一般学者把这种叫 opportunity，用 necessity 来指代那种自发创业者。另外，自雇佣中很大一部分都是不愿意创新的（Hurst and Pugsley， 2010）。后一个数据点也有类似的问题，很多新企业 / 工厂是没有任何创新成分在里面的，或者很少。2011 年 Kauffmann 基金会出过一本书，里面把初创企业分成创新的（innovative）和替代的（replicative）来分析，也是在批评类似的点（Baumol， 2011）。有一些作者更细致地考察了这一点，他们发现自雇佣率在城市地区和初创企业数量以及企业创新数量相关性很高，在乡村地区就就不怎么相关了，失准的原因就是前面说的，很多自雇佣者是因为无法就业才选择自雇佣的（Faggio and Silva， 2012）。因此，如果是要做发达地区的研究，用自雇佣率误差可能没有那么大，而且这个数据也比较好拿。 还有一些其它指标值得注意。Glaeser 今年和两个合作者发了一篇论文，题目就叫 Entrepreneurship and Urban Growth，大概内容是以当地有没有矿产资源做工具变量，来看企业家精神对城市雇佣劳动力总量的影响（Glaeser， Kerr and Kerr， 2015）。这个文章长 70 页，基本把用的数据的每一个细节都讨论了，以后再做企业家精神实证，这个文章可能也是必引的。文章中用的指标是初创企业平均雇员数量，在正文里面他们简单地讨论了一下优点，认为平均初创规模既能综合已有的指标，又能比较好地过滤掉经济周期的影响。像自雇佣类和新企业数量这种，在周期不同位置波动很厉害。虽然可以把这部分影响滤掉，但准确度还是没有平均规模好。在补充材料里面他们做了更多分析，发现这个数据的变动趋势和其它一些已有指标都是吻合的。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应该用福布斯统计的“自力更生的百万富翁”（self-made billionaire）来反映企业家精神。他们认为基于自雇佣率和小企业指标的研究都不可靠，以下因素都可能导致企业家精神和这些指标发生分歧：更高的收入、更高的信任程度、更低的税率、更多的风投、更低的监管壁垒，等等（Henrekson and Sanandaji， 2014）。我个人比较赞同他们的看法，但题主如果是在中国做这个研究，这个指标可能没法用。看起来很多富翁似乎都是白手起家的，仔细追究之下又未必。这种数据强烈依赖于福布斯和胡润之类富豪榜统计的准确性，但这也是很成疑问的。 最后就是有些机构也会定期发布衡量企业家精神的数据，这些统计基本上都是用对自雇佣和小企业的统计做出来的，所以对上面的批评没法免疫。如果对研究要求不高应该也可以用，如果要求很高，有更细致的微观数据可以检查匹配应该也可以用。比较常用的有全球企业家指数监察（GEM，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这个数据主要统计 42 月以内的新生企业（baby entrepreneurship）。另一个大家用得比较多的是世界银行环球企业家调查（WBGES， World Bank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Survey），这个数据主要追踪全球范围内新注册有限责任公司的数量。最后一个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企业家指数计划（OECD Entrepreneurship Indicator Project），这个数据会细很多，类似 gazelle business（四年之类销售翻倍的企业，泛指超高速增长企业）这种都有专门统计，很方便。以上数据都有专门的讨论，括号里是和 GEM，WBGES 和 OECD 数据对应的文献(Reynolds et el., 2005; Klapper, Amit and Guillen, 2007; Davis, 2006)。如果想做跨国研究，针对这些数据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准确性也有专门讨论，主要是针对合法 / 不合法、正式 / 非正式、机会 / 必需来讨论数据，上面第三个维度就是前面讲的 opportunity/necessity。这些因素都会造成误差，所以用这一类数据必须要谨慎，要找更多相关指标来印证（Sammeksha， 2009）。 如果想做国别的，像英美都会专门统计相关指标，像英国有 BSD（Business Structure Database）和 CIS（Community Innovation Survey），美国的话就更多了。像 Glaeser 他们用的 LBD（Longitudinal Business Database）就很丰富，让人蛮眼热的。如果是想做中国题目的话，应该也可以依葫芦画瓢，构造相应指标。 总之，这个问题还是要看做什么水平的研究吧。如果只是说像看看趋势规模之类的，应该各种指标都可以用；如果想做高水平的，可能各种指标都要用，而且都要讨论。挂一漏万，应该还有很多其它办法，像用 R&D 指标的，我就见得比较少，也没有列，希望专业人士补充。 参考文献： Baumol W J. Formal microeconomic structure for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theory[J].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Journal, 2011, 1(1). Davis T. Understanding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ing indicators fo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and assessments[M] Measuring entrepreneurship. Springer US, 2008: 39-63. Desai S. Measuring entrepreneurship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 Research paper/UNU-WIDER, 2009. Earle J S, Sakova Z. Business start-ups or disguised unemployment? Evidence on the character of self-employment from transition economies[J]. Labour economics, 2000, 7(5): 575-601. Faggio G, Silva O. Does self-employment measure entrepreneurship[J]. Evidence from Great Britain. Spatial Economics Research Centre (SERC) Discussion Paper, 2012 (109). Glaeser E L, Kerr S P, Kerr W R. Entrepreneurship and urban growth: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with historical mines[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5, 97(2): 498-520. Henrekson M, Sanandaji T. Small business activity does not measure entrepreneurship[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4, 111(5): 1760-1765. Klapper L, Amit R, Guillén M F. Entrepreneurship and firm formation across countries[M]//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entrepreneurship.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129-158. Reynolds P, Bosma N, Autio E, et al.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Data collection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1998–2003[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5, 24(3): 205-231. 查看知乎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