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标题：也许我们终会抛弃电影，就像抛弃一件老旧不堪实用的家具 阿郎，一枚电影老编辑 [鸟人]里有这样一句话，“过去由神奇文化所组成的文化，现在已经被漫画英雄和洗衣粉广告取代了”。其实，事情远不止此。 电影这东西在变得愚蠢，显性的证据就是电影的文化留存期在缩短。杜琪峰说的那种看了李沧东的[绿洲]，“你真的几个礼拜都缓不过来”的情况越来越罕见了。留存期长短取决于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需要动用人体的哪部分感官，比如读书，除了视觉，更大剂量的运动发生在头脑中，所谓含英咀华，指的就是看到的东西在头脑中完成加工，最终在生理上实现了反应。 电影堕落是因为电影学会了绕路，学会了直达视觉、听觉等感官，头脑内的运动越来越少，看电影从脑力劳动变为体力劳动，扁平化成为必然。 还记得[小武]吗？在这部电影里，不仅仅有“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梗着脖子，穿着鸡心领毛衣、大几号的西装”，从乡下来到汾阳县城的小偷。还有那些蹲在路边一边抽烟一边等车的人；把旧西装袖口挽起来，在大街上闲逛的人；电线杆上的大喇叭在宣传严打，台球桌放在尘土飞扬的小路边；胡同口录像厅里传来香港枪战片的声音，电视上播放着给亲友点歌的歌声…… 曾经电影是这样的东西，视觉和听觉编织了一幅画面，传递到头脑后，再形成了另一幅画面。第一幅画面恒定不变，第二幅画面在每一个头脑中因为个人的经历、心情而都不尽相同。那时候，电影还具有那种神秘的力量。而现在，电影成了一种仿生技术，类似于人类的义肢，通过人工合成的触觉，去感受世界。人类原来的肢体也就此相应萎缩。[地球废品分装员]因此而预言说，公元 2700 年，人类会长成瘫痪在躺椅上的胖子。 电影这东西在变得轻薄，在不是很遥远的曾经，电影是生活方式结构性的一环。在很多年前的电影里，还可以看到那时候生活的样子。比如[情人]，东尼第一次带着简回到“父亲买的房子”里，“一辆黑色的老式轿车”驶过 1929 年的西贡，穿行在蝉鸣、风吹树叶声、马达声、鸟叫、扫地声、侍者收拾碗盘声、马蹄、汽笛、水流声、叫卖声、集市声里。简后来回忆说，“那时刚过中午，午睡时间。我们去了中国城。小过道里，混杂着汤、烤肉、茉莉花、灰尘、烧煤的味道。”东尼关上门，“这扇带着木条的百叶窗和这块棉布的窗帘把这张床同城市分隔开来”。 大家没有耐心去打磨戏剧性之外的细节了，创作者像吸毒者迷恋海洛因一样迷恋特效，往电影里加大剂量的 3D、CGI、绿幕、打斗，强行提高观众的应激性反应。精神贵族和个人英雄主义坍塌，“一部电影中真正的英雄是那些投资人”，理由是“毕竟他们是在冒险”。当读书人还在用美、高尚作为判断依据的时候，他们已经用资本成为真正的话事人。就像柏辽紫评价亨德尔，现在的电影也喜欢“把野猪和狗熊放进一个大桶”。 当一个行业里的人，开始讨论这个行业是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它已然不是个东西了。但大家仍然有意无意地回避“电影的内容物在变得稀薄”这一事实。他们仍然在逃避广阔和厚重，当做它们不存在，就像电影的留存期从来都是这么短暂一样。 当然，现在的人，已经不愿意这么看电影了，他们在电影里寻找意义。 被中心思想喂养长大的一代，对意义的寻求总是表现得更为迫切。参考书于我们最大的意义，就是练就了我们划重点的能力，保证我们在缤纷鲜活的世界里，可以第一时间去抓住要害。这让我们对事物的表象，总是不自觉地保持了质优价廉的警戒之心。我们相信像[雨果]里说的那样，“一切事物都有使命，就连机器也是一样。钟要报时，火车要带你去往目的地”，但同时也会在这些光鲜的使命中，孜孜不倦地挑拣那个细若游丝的目的。在我们以触觉为第一认知手段的信息系统里，目的是比使命更为本质的东西，它是可以抓在手中的安全感。我们以发现和掌握这种本质为一种本事，为此不惜简化繁复，扁平立体。 泰伦斯·马利克就被要求出来交代[生命之树]到底要表达什么。是枝裕和也曾遭遇“你的电影传递了什么讯息”的正面拦截。好像屏幕取代了印刷品，我们对中心思想的依赖，并没有因此而消减。反倒是我们的不安感，在屏幕成为另一种质地的教科书之后，也日渐茂密。这不单单是一种阅读媒介硬化的副作用，更在于印刷品所倚靠的文字是固定了的使命。书页和版本一经形成就不易改变的特质，令我们红笔标注过的重点，也随着时间而不朽。 死记硬背是我们进步的阶梯，这是中心思想的阔气。可是屏幕成为阅读的第一载体后，中心思想也就收敛了它的慷慨。屏幕上的信息是流动的，重点不可被标注，标准答案亦不可被封存。但我们有的是方法，宣誓对意义的忠诚。比如像[超人大战蝙蝠侠]那样，把电影灌装到印刷体的中心思想里，用红笔和真空保证既定意义的轮廓不走样。或者像[荒野猎人]那样，把意义碾碎引流到屏幕时代的口水中间，每个人都获得三分钟的所有权。可怜的是意义本身，当我们习惯于在一部电影里寻找那个传说的中的大象的时候，这头大象已经变异为一只招财猫。当然，这也是电影，成为这个时代另一重 ATM 形状的意义。 一边是那些被划了重点的电影，它的意义早在创作之初，就已经塑封在那个叫做服务的模具中。1974 年[教父]的巨大成功，令体质敏感的制片公司第一时间感受到了电影新秩序的到来，后来的[大白鲨]及[星球大战]再次归纳了中心思想，即为传统类型片加入更多更新的类型元素，并为这类鸡尾酒一样的混合物定名为商业电影。以感知为第一性特征的电影印刷时代结束，以观看为首要任务的电影屏幕时代到来。电影的意义被雕刻、晾晒、风干，成为插在鬓边，永远在盛开的干花。 另一边则是涂抹了太多意义的电影。在和一个庞大的帝国对峙的这四十多年里，风化为一副铠甲，一个意义重大的 pose。我们管它叫艺术电影，一种需要观看者自己再加工的产品。如[追风筝的人]，影片被认为最具意义的一个画面是，主人的儿子阿米尔诬陷一起长大的哈桑偷他的手表，阿米尔的父亲把他们父子叫过来查证，哈桑看了一眼阿米尔，“是的，是我做的”，没有反驳，没有迟疑。据说，“在什么都没有的地方，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才有深意”。 这是一个正被商业纳粹分子和极端文艺势力任意勾画的电影时代，大家都不在乎电影是不是“去展现那些，如果不是你，就可能永远无法被看见的东西”。他们将丰富的生活用红笔划出重点，抽离空气，一次性塑封。至于真正的意义，被价值重构，中心思想取代思想，行为艺术被当做艺术。电影下行，成为必然。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抛弃电影，就像抛弃一件老旧不堪实用的家具。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