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标题:我拍片有一个怪癖,最厌恶别人告诉我,要提交采访问题 陈兔虫,Philosoflying Kid,DocuFilmmaker A. 我拍片有一个“怪癖”,最厌恶别人告诉我,要提交采访问题。 B. 理解 仔细想想,这或许根本就不是一个关于技巧的问题。 从技法上说,不外乎两种, 一种是物质化的隐藏,比如隐蔽拍摄、远距离拍摄,或是采访时让摄影师、收音师回避,甚至低头玩手机,营造出一种不存在、不关注感(您说什么我们不听,所以您尽情地说); 一种是精神上的,比如高密度强度的相处,让其产生习惯,或者条件允许,在拍摄前就做过长时间的接触,把自己变成一个“只是带着相机的”朋友。 简言之,是为了让你的团队,让那些多机位,收音杆从“敌对空间”里消失。 我觉着不同的题材、创作者习惯会决定纪录片的方式及流派: 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倾向于要做到“更自然的表达”,而有时候我也喜欢刻意的介入,制造一种尴尬与疏离甚至是对立感。 但不论哪种, 我觉着技法背后都应该有一个形而上的概念,可称之为 “理解”, 而装载这个概念的器皿叫“聊天”。 你是否真正理解你的对象? 你当然不需要和他们抱持同样的世界观、价值观、艺术观, 你也不需要真正的融入你的对象以及其生活本身。 有时候你根本无从体会他们所经受过的苦难, 有时候你完全会看不起你的拍摄对象,有些人鄙视铜臭,有些人鄙视低贱,你完全可能遇见夸夸其谈、表里不一的人;可能采访的时候听他讲如何行善积德,私底下吃饭时,却传授你百般算计的技巧。 我和某位活佛吃过饭,当时就觉得这个满嘴普通话,化缘一群女老板建庙,坐着路虎,住着香格里拉的老先生,与我印象中,那些百年孤独的神功拥有者,或者是信徒满座,菩提树下的千年智者,有异曲之妙。 后来我知道,这样类型的活佛们足有 1700 多位。身上散发着中国 ISO 认证的光芒。 我觉得做一名纪录片人的意义和所需要具备的天赋正在于,你不需要高看那些仿佛高高在上的人,也因此无有轻视、践踏处于低处的命运和人格。 作为记录者,可以有态度,可以有倾向性,但一切都该基于“理解”的底线。 人与人之间永远会产生不可预料、违背初衷的龃龉,每个人怀抱着自己的初衷使得整个计划不断出现变数,你无法让别人认同自己的看法,有时候那么合情合理的想法对方却死活坚持反对。人与人之间无法互相理解,只能用一种倚强凌弱的态度来战胜对方,压制住对方的气焰。 你会制作影片,你比被摄者更有话语权;他有钱,他比拍摄者更有决定权。周而复始,诸如此类。 但我们不赞同、甚至唾弃、反对某一种东西,不代表我们无法理解它们。 它们有它们的逻辑,我觉得作为记录者的我们,是否高超,正在于能不能去挖掘出这种藏匿在背后的隐德来希。 长时间的跟踪拍摄,会让许多片子变得好看,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此,不仅仅是因为世界的时间性被展现在观众的面前,更多的是一种情感的产生,毕竟,你若不是一个二逼,能和一个被摄者待上个几个月,几年的,你们之间怎么可能没有羁绊与依赖。 而这种纽带,恰恰在潜移默化中,消解了大多数中国纪录片或专题片特有的“假感”。 这种“假”,我们应该看过不少了,要么莫名其妙的自嗨,导演自说自话着那些被额外强行加到拍摄对象身上的旁白。 要么把纪录片理解成了“跟腚派”,仿佛拿个摄影机一路跟着别人的屁股就是纪录片了。 C。聊天 这也是为什么我有一个“怪癖”,最厌恶别人告诉我要写什么采访问题。 如果要采访,我只有一个要求: 我要跟你聊天。 如果一定需要,我可以告诉你我大致会聊的范围,但我不会一二三地罗列出来。 因为我和朋友聊天,不会拿着 Ipad 问他问题,不论这些问题的逻辑链设计得多么精妙,哪怕你能轻易让人掉入语言的陷阱。 因为我和朋友聊天,不会只问不答,我要分享我的看法与质疑,继而产生新的碰撞。 当然我知道,问题或者大纲,对于一个现代的商业社会多么重要,毕竟是一个讲求效率和性价比的地方,你与对方聊 2 个小时,做出来的片子可能也就是用那么几分钟。 我也知道很多时候,这两个小时里的对话,反而不容易让对方说出品牌或客户最想听到的,或者设计好的一句精彩 Slogan。 我也想就按照那样的方式来做,多轻松,按照设计好的来,素材量也少,剪辑也可以按部就班,容易。 可是经验一次次打脸: 1. 为某品牌做了一个广告,客户方面反复要求为倪妮写好文案。得了,拗不过你们,写就写呗。只是我强调底线,除了录制一遍台词;我需要有一段时间和她聊天。 结果是,在这过程中,迸发出了大量的有趣的话语。 “你说像我这样的,并不懂爱情。” “我也不懂。” “哈哈哈。所以我想象中的爱情是……” 这语气、这口吻、这表情难道不比说什么“爱情就是 XXXX”,那些麻的要死的文案来的舒展惬意? 2. 一位极为成功的政治商人,聪明绝顶,圆滑谨慎,据说从来不会给媒体过多的发挥空间。 和他聊嗨了,从他的童年是否喜欢画画开始聊起,一直聊到天安门,没一个是提交的采访问题。 助理反复提醒,董事长,十分钟到了。 到最后,他把助理赶出去,破天荒邀请“记者”进了他的办公室。 3. 一个叫音乐沙皇的俄罗斯指挥家,暴脾气,那种随时可以和普京打电话的地位。 我研究了许久,研读关于他的论文和音乐评论,然后起承转合,坚决不问任何一个诸如“你怎么理解柴可夫斯基”之类的问题。 后来第二次一个傻逼制片人去采访,他直接五分钟走人, 说“你问的什么傻逼问题,这种问题你上网去找就行了。” 说“我告诉你了我怎么看待斯特拉文斯基,我要和你聊《火鸟》,你又问我怎么理解柴可夫斯基,你如果不懂,就去听熟了,再来找我。” 4. 给冯骥才老先生做一个颁奖视频,看得出老爷子对得奖并没有太大热忱,一心在他的保护文化遗产的事业上。 于是我抛开品牌设计的问题,和他聊起动荡的那段岁月,我看过他的伤痕文学,和他聊一百个人的十年,听到了各种更残忍的故事,以及发生在他身上的际遇; 我当然知道片子里根本用不了,这段历史谁敢用呢,但是老先生的话匣就此打开,本来定的 15 分钟采访生生被我们聊到一个半小时,他在一开始所有的谨慎和戒心也都融化在回忆过去的微笑里。 而我也在这过程知道,这个片子可以叫什么,“一颗行走的良心”。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舒适空间,也有自己的社交习惯,比如有的画家,有的作家,你呆在他身边的时候,他无法进行创作,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傻到,去把摄像机推到他的面前。 普通人这个概念本身也需要考虑, 有些人是表演性人格,有些人则不是。 除了许多明星或者那些精于媒体的政治家、商人, 大多数的人,哪怕是公众人物,也未必善于面对镜头。 甚至他们不需要,也不太习惯,有时,还会排斥大众媒体。 我在拍摄普通人的过程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是“别拍了”或者“这些不用拍吧”,比如打工者上返乡的火车、老干部在聚会、邻居围观,太多了各种各样的场合。 每个人,包括你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一定会有“审时度势”的态度,知道哪些环节可能会对我好,哪些可能会影响我的生活,他们远比我们容易受惊,不知道摄像机的具体意味,也猜想不到它吐出的东西到底会变成个啥。 我把“别怕了”当做他们的害羞,把“这些不用拍吧”当做是他们的撒娇。 然后我像是一个孩子一样,像抓起手边的玩具一样,带上摄像机,对他们说,“和我聊聊呗。” 一个号称几乎不接受采访的重量级当代艺术家,终于和我聊嗨了,喝白酒,邀请去酒吧唱歌, 他搂住我,“你看那群来采访的 SB 记者,一个个问的都是同样的问题,没有一个真的和我聊我画了啥,还是你们学哲学的厉害。” 我一下子明白了:啥都不懂,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啥也不想懂。 你都根本不想去理解一个人,那你再好地藏起自己的摄像机又有什么意义呢? B. 仔细想想,这或许根本就只是一个关于人的问题。 你想怎样被对待,就请加倍这样对待别人。那个时候,或许不用技法,你也可以“人机合一”。 A. 我拍片有一个“怪癖”,我希望有一天, 这个怪癖成为自然。 Ref: 有没有哪个瞬间让大家觉得浮生若梦,弹指百年? - 陈兔虫的回答 哪部纪录片让你开阔了眼界,并且涨了很多知识,而且让你有回头再看的念想? - 陈兔虫的回答 (法国深夜遇见某毒贩) - 后来她看到了,跟我说, “我感觉你可以稍微再写一点你是怎么拍我的。因为我也是普通人格(不是表演型人格),一开始也很不习惯怎么自在在镜头下,一直到现在适应镜头就好像它是你的眼睛你的手我生活的一部分,完全没有隔阂。我觉得我也有点明白纪录片应该怎么拍了” 我说, “所以我可以上图么?” 她说: “不可以!!!” 我想了想,应该去回答一些诸如怎么优雅地拍摄 XX 视频的问题吧?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