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是否偏向于讨厌告密者，即便他们做了道德正确的事？ 527号小怪兽，微信公众号：sylvia_527。 好巧的，我大二时工作过的实验室研究的就是这个话题。 答案是，对，人们永远讨厌告密者，即使他们做出的是道德正确的选择。 2010 年，美国前陆军情报分析员宁切尔西曼宁公布了美军 2007 年巴格达空袭、2009 年格拉奈大屠杀的机密录像，以及对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部分机密文件。这些泄露的文件很快受到了公众的关注，也带来了群众对美国军队道德的质疑。 告密者切尔西曼宁，在国内和海外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在海外，她获得了多项国际和平大奖；然而在美国国内，她却被判处了 35 年徒刑且受到了大部分群众的声讨。 抛开上述例子的政治因素，为什么人们会讨厌告密者呢？因为人是社会性动物；我们对「自我」这个概念的定义，不仅仅来源于我们对自身的理解，同时还取决于我们认同自己是某个社会群体中的一员（Social Identity Theory, Tajfel & Turner, 1986）。因此，当告密者泄露的信息伤害到我们所属社会的形象时，它同时也伤害了我们每个个体的「自我概念」。为了保全所属社会的形象以及我们自身的形象，就诞生了讨厌告密者这样一种防御机制（Castano, Paladino, Coull & Yzerbyt, 2002）。 然而，尽管人们讨厌告密者，告密者的行为却常常能促使人们变得更好，弥补之前的过错。当人们的行为和道德标准不符实，就会产生罪恶感（Devine & Zuwerink, 1994），而罪恶感就触发了人们想要弥补和赔偿的动机（Roseman, Wiest, & Swartz, 1994）。过去的实验发现，提醒人们其所属社会历史上的错误（例如纳粹屠杀犹太人）会引起人们群体层面的内疚感，从而促使人们从事更多的补偿行为（Doosje et al., 1998; Zebel, Zimmermann, Viki, & Doosje, 2008）。 但是过去研究告密者行为的实验，用的都是历史事件及案例。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纳粹大屠杀，必然与身在那个时代的人不一样。而发生在美国军队里的决策，离日常生活太过遥远，不具备足够的参考价值。如果告密者泄露的信息是与今天的我们所相关呢？我们还会感到愧疚而产生补偿或改进的想法吗？我们的实验室，进一步切分了这个问题（Research by Nadia Bashir & Penelope Lockwood）。 研究者找来 200 个学生，告诉他们这个实验是有关“新闻写作风格调查”。这些学生随机地阅读一篇新闻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一个告密者向媒体透露了被试所属学校的一些情况。有的报道中，告密者透露学校学生社交能力较弱（与道德无关）；有的报道中，告密者透露学校作弊情况严重（与道德相关的情况）；有的报道是基准小组，告密者透露的是有关学校学生社交能力 / 作弊情况的中立评价。 运用与生活相关的案例，实验结果发现，当告密者泄露负面的信息时，人们普遍偏向于讨厌告密者；如果泄露的信息涉及所在群体的不道德行为，这种讨厌的情绪更甚。然而，当告密者泄露负面信息，尤其是该信息关乎道德时，人们普遍表现出愿意改变的倾向。 这样一看，告密者所做的事情，的确是有舍弃自身为了大义的意味呢。 查看知乎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