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梦迪，学之。 这个问题看似混乱，其实却是以语法、文言文和编码理论为基础的。 先普及一个常识：古代文言以单字词为主的，直到现代汉语才演变成以双字词为主的语言。 例如：《项脊轩志》 百年老屋，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过午已昏。余稍为修葺，使不上漏。前辟四窗，垣墙周庭，以前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 现代汉语翻译： 由于是一间百年老屋，灰尘和泥土常从屋顶上漏下来，（尤其是）下雨时雨水往下直灌。每次移动桌子，环顾四周没有可安置的地方。又加上屋门朝北开，不能得到阳光照射，太阳一过中午，屋里就暗了下来。我稍微加以修补，使屋顶不再漏雨。室前就开四扇窗户，院子四周砌上围墙，用来挡住南边射来的阳光，经日光反射，屋子里才明亮起来。 文言文中的单字词：尘、泥、移、案、窗等字，在现代汉语中变成了灰尘、泥土、移动、桌子、窗户等字。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灰”和“尘”，“泥”和“土”，“窗”和“户”都是近义词；“移”了必然会“动”，“桌”后面的“子”也没有实际意义，所以其实，这些字是冗余的，而去掉冗余之后的结果，就基本上回复了文言文的样子。 为什么要冗余？因为口语的需要。人们日常说话，由于环境的不同，听话者是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误听。回想一下自己在大风天、大雨天、音质糟糕的电话里等各种情况下交流的情景你就能理解这种误听。而冗余的作用，就是减少误听。将双字词误听成音近词语的概率，要远小于将单字词误听为音近词语的概率。 如果一个双字词属于全冗余，即两个字意思基本相同（例如“灰尘”，只要听清了“灰 X”或者“X 尘”，再结合上下文就可以准确推断出“灰尘”这个词），那么我们做个简单的数学计算来解释一下这一点：令单一个字被听错的概率为 ，那么没有听错的概率则为 。那么两个字都被听错的概率为 ，而能正确听懂这个词语的概率为（）。由于 ，有 ，于是 。其中等号只在 （完全不会听错）或者 （完全听不出说什么）的时候成立，在其它情况下取严格大于号。 如果一个双字词属于部分冗余，即由其中一个字可以推知另外一个字，但无法由另一个字推知这一个字的（例如“移动”，如果只听清了“移 X”则可以推断出“移动”。但是如果只听清了“X 动”则无法推断出“移动”——也有可能是“挪动”、“转动”、“开动”等。）那么在大脑中“习惯搭配库”的帮助下，冗余字也可以减少误听。比如这一个句子： “去试着把那袋面移一下。”就比较可能被误听为“去试着把那袋面提一下。” 但是如果改成“去试着把那袋面移动一下。”这个就不再可能误听为“去试着把那袋面提动一下。”因为“提动”用在这里就造成搭配不当了。 这一点用编码理论的说法就是：冗余增加了编码长度，但是增强了对误码的纠错能力。 再举个例子传统相声《聋子打岔》，后来被侯跃文改编为《打岔》： 侯耀文石富宽相声：打岔 太可气 > 听京戏 净瞎说 > 武家坡 忒费劲 > 追韩信 净装傻 > 盗御马 我说 > 老郭 听不见 > 上法院 …… 这个相声的精彩之处就是他符合语言规律，大部分被打岔的句子，都是单字词组成的。比如“太可气”如果说得含糊一点，或者距离隔得远，配合上春节晚会的环境，听成“听京戏”就不奇怪了。但是如果用双字词说成“让我非常生气”就很难听错了。 但是，冗余的最大问题就是——冗余。为了让听的人能够听清楚，加了将近 100% 的多余字词，而随着一些固定说法的出现，冗余的字就变得真得多余了。比如“红色警戒”，“红”本来就是一种“色”，而“警”和“戒”是近义词，重要的词只有“红”和“警”两个，而只要把“红警”作为固定搭配，就很难被误听（反之，如果一个不熟悉此游戏的人，对“红警”就容易听成“洪井”、“铜鼎”、“拱饼”之类的东西）。因此“红色警戒”这种固定搭配就叫做“红警”了，类似的缩写有很多： “公共汽车” > “公车” “人民代表大会” > “人代会” “高等数学” > “高数” “街头霸王” > “街霸” …… 再看看“星际争霸”这个词组，“星”、“际”、“争”、“霸”各有不同的含义，而且地位的重要性也相当，所以不存在冗余词，对于这样没有明确的“弱词”，汉语在不混淆的前提下，采用头字作为缩写——因为听一个字的话可能性太多，不能肯定；只要听清前两个字，后面的字基本上就可以肯定了，第三个以及以后的字就不必要了。这样的缩写法在生活中也很多： “出租汽车” > “出租” “头孢拉定”（或其它以“头孢”开头的抗生素）> “头孢” “无线局域网” > "无线” “帝国时代” > “帝国” …… 所以，其实广大人民群众是非常理解汉语语法和编码理论的哦！ 查看知乎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