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乎用户，PhD in Economics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涉及非常多的方面，我简单写几点。 1）智力与学习能力的重要性。 前面张简之老师提到： 降分录取……相当于承认贫困山区的孩子在智力和学习水平上不如外界，这某种程度来说，也属于一种歧视。 事实上智力和学习能力的差异不宜轻率否定。见 贫血可能让许多农村儿童身体和智力发育受损 在今年 10 月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开放版 （BMJ Open） 的一篇论文中，斯坦福大学与中国多个高校合作产生的 “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 团队研究了来自陕西南部农村贫困县的 1808 名婴儿。通过随机对照试验，他们发现婴儿们的贫血率高达 48.8%。其中，有 20% 和 32% 的婴儿的认知能力和运动能力受损，而且这种发育受损往往是日后无法挽回的。 如果承认贫困地区儿童与发达地区儿童在营养、早教、亲子陪伴上的差距，不同地区儿童在智力发育和学习能力上的差距是不难想见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不同地区学生人力资本的平等为目标，就需要给贫困地区提供更高水平的（人均）教育拨款；如果以不同地区学生受教育程度的平等为目标，降分录取可能更有效。 2）教育回报的不同来源，signaling or skill acquisition 劳动经济学区分教育回报的两大主要来源，一个是信号效应 (signaling), 一个是技能获取 (skill acquisition)， 技能获取效应指的是：更长的教育年限直接增进了学生的技能，使他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受欢迎，收入更高；信号效应指的是：教育本身并不增进学生技能，但有资格获取更高层次教育这个事实本身是一个良好的信号，标志着该学生能力更强。Eble and Hu (2015) 利用 80 年代中国小学学制延长一年作为自然实验，识别了中国基础教育回报中信号效应（文凭）和技能获取效应（受教育年限）的各自影响。他们发现控制了文凭（即信号效应）之后，多一年受教育年限只会使月收入增加 2%。相对于以往得到的 10% 左右的教育回报率大大缩小。这表明在一定时段内，中国教育回报可能主要来源于信号效应而非技能获取效应。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直接对贫困地区降分录取，而非增加教育拨款，就可能是一个较为廉价有效增加贫困地区学生教育回报的手段（当然前提是降分录取的信号扭曲不太强，否则市场会做出相应反应，降低文凭信号的回报。） 跨省降分录取基本只涉及高等教育，因为初中招生和高中招生基本上都是本地，最多本省级别。因此降分录取对于贫困地区学生的影响，相对于教育拨款来说，其效果更集中于高等教育（并间接促进以考上大学为目标的普通高中教育）；更倾向学成之后的劳动力异地流动。这就导致降分录取与教育拨款另外两方面的差异： 3）教育回报的地区差异 不少研究表明，中国的教育回报率存在跨地区差异。例如邢春冰等（2013）使用 200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 2011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证实东部地区和发达城市的教育回报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因此，教育政策若更有助于贫困地区劳动力在发达地区工作和生活，将显著提到教育回报率。从这个方面看，增加教育拨款有助于直接提升贫困地区劳动力的技能，而降分录取由于侧重高等教育的准入，更有助于跨越户籍障碍，能更好帮助受益人在大城市立足。当然由于贫困地区降分录取的受益人较少，直接增加教育拨款，改善初中等教育仍是不可或缺的。 降分录取与增加教育拨款还有一个差异：降分录取是当下见效的行为，而增加教育拨款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到成效。中国劳动力的跨区流动，无论是创业还是就业，都离不开先行入城的同乡通过社会网络的提携。例如马光荣和杨恩艳（2011）发现，社会网络越多的农民，其创立自营工商业的概率越高；与亲友互赠礼物额度增加一倍，则自营工商业收入提高 7%。在一个关系型社会，社会网络有助于创业者和就业者克服异地经营或工作的信息障碍、资金障碍和技能障碍。兰州拉面为青海化隆人垄断，打印店为湖南新化人垄断的事实就是鲜明的例证。一项政策若能有助于贫困地区的先行者在发达地区尽早尽快立足，就有助于贫困地区人口尽快脱贫。这似乎又是一个有利于降分录取的视角。当然，也要考虑到高校毕业生从事工作的偏向不同。此外，不难想见社会网络效应虽然有助于帮助社区脱贫，却与“从身份到契约”的现代精神不符，制造一大堆凤凰男传说。 4）教育回报率在不同层级学校的差别 前面提到，降分录取是一种偏向高等教育的教育政策，而增加教育拨款则面向全体系各层级教育。不同层级教育体系回报率有什么差异？李宏彬老师做了一些经典研究。Li et al.(2012) 利用双胞胎数据发现，在控制了遗漏的个人能力和家庭背景之后，一年受教育年限的回报率变得只有 2.7%。怎么会那么低呢？他们发现，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平均回报率仍然维持在一年 10% 左右的高位，但是为高考而准备的普高教育几乎没用。也就是说，如果没考上大学，高中就白读了。如果该研究成果成立，这就说明，当普高以高考为中心的教育目的不改变，则普高的作用只在于增加高等学校录取率。通过降分录取直接提高高校录取率将比增加普高拨款有用得多。再考虑到贫困地区多数学生（即使在降分录取后）也没有机会上大学，在义务教育完成后只能通过职高、中专等职业教育增加人力资本的现实，增加职高拨款结合高校降分录取似乎是较好的政策组合。 必须说明，这一结论不是没人挑战的。考虑到中国职业教育低劣的生源质量、松弛的学校纪律、无用的专业设置；考虑到众多职校沦为“成人托儿所”，学生整天打游戏，学校通过扣毕业证强迫学生在富士康打工而不注重教学的现状；考虑到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很难设想普高的低回报率和职校的高回报率会一直持续下去。徐轶青有一篇较好的专栏文章见 改革高中教育迫在眉睫。当然，职校的专业设置也是相当重要的。周亚虹等（2010）利用上海财经大学苏北农村调查数据发现，侧重农业技术传授的农村职业教育达到 9% 的年平均回报率。 参考文献： Eble, Alex and Feng Hu,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al Credentials: Schooling Decisions and Returns in Modern China,", Working Paper, 2015. Li, Hongbin, Pak Wai Liu, Junsen Zhang, "Estimating returns to education using twins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07(2012): 494-504 马光荣、杨恩艳，《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创业》，《经济研究》2011 年第 3 期，83-94. 邢春冰、贾淑艳、李 实，《教育回报率的地区差异及其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经济研究》，2013 年第 11 期, 114-126. 周亚虹、许玲丽、夏正青，《从农村职业教育看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的贡献———基于苏北农村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10 年第 8 期, 55-65. 金超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分两个方面来讲吧。 1：转移支付 VS 倾斜的录取政策 转移支付这个没啥好说的，录取倾斜有几种方式。降分是一种，给贫困地区分配固定数目的招生名额是一种。可能还有别的方式（专门针对贫困地区的申请制等）。无论哪种方式，说白了就是把富裕地区的学生和贫困地区的学生分别放到两个组别竞争。 一般认为，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学生天赋的分布没有显著的差异，后天能调用的基础教育资源是两地区学生高考分数分布（“能力”的代理）存在显著差异的主要原因。无论是倾斜的录取政策还是转移支付，肯定都是要缓解能调用的基础教育资源之间的差异对深造机会的影响。 那么，假定只使用转移支付，那么这意味着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的学生要在同一个组别竞争。而前者即使加上转移支付，能调用的基础教育资源平均来说也要小于后者。在同一组别竞争时，前者在统计上依然存在劣势，只是比政府什么都不做时劣势少了些。 假定只使用倾斜的录取政策，那么这意味着贫困地区的学生主要跟和自己调用教育资源的能力相似的人进行竞争。通过竞争进入大学后，这些学生得以调用和富裕地区学生相似的高等教育资源。 单从大学在校生很关注的就业角度来看，用人单位对高等教育阶段的重视程度更高。总得来说，假定不存在寻租行为，在就业角度上倾斜录取比起转移支付更公平。当然，如果从个人发展的角度，也可以找出支持“转移支付更公平”的论据来。 2：寻租空间 长话短说：使用转移支付手段，寻租空间很小。使用倾斜录取，寻租空间很大。具体为什么，请咨询各地能人。 那么，寻租手段是不是主导？这个得定量看。 更多讨论，查看 知乎圆桌 · 偏见、歧视与不公 查看知乎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