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薪养廉」能否对腐败有抑制作用？ 王晗，以变调的轮舞曲起舞的多数者 学界对这个老生常谈的，同样也十分有趣的问题做过许多理论与实证研究，但也未能得出一致的结论。在这里，本人想介绍来自 Van Rijckeghem & Weder (2001) 的一篇实证文献，也许能够作为某种程度上的参考。 在开始计量分析之前，我们不妨首先将政府部门工资与腐败之间可能的逻辑关系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以为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上的依据。 支持高薪养廉的最经典模型无疑是 Shapiro & Stiglitz (1984) 在 Becker & Stigler (1974) 的工作上发展出的所谓「怠工模型」。该模型认为，公务员的期望收益可以分解为两部分：在腐败行为没有被发现时，收益为在政府部门工资与贿赂之和；在腐败行为被发现时，收益为在私人部门得到的工资（由于不能继续在政府部门工作）与受到的惩罚之差。同时，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是腐败行为次数的增函数。在期望收益最大化的假设下，我们就可以求出腐败行为次数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显然，在这个模型下，政府部门工资与腐败次数是呈负相关的。 还有文献从其他的角度佐证了这一观点。Akerlof & Yellen (1990) 没有从期望收益最大化的思路来考虑问题，而是认为，只要政府部门工资达到了政府职员自身设定的所谓公平工资，那么腐败也不会产生。那么，我们只需要求解一个方程就可以得到没有腐败时的政府部门工资水平。有趣的是，按照这种思路解出的工资水平一定是不大于怠工模型的解的数值的。更重要的是，在对条件施加某些限制时，该模型有可能没有实数解。这时该模型会退化为怠工模型，这也为实证中识别这两个模型带来了难度。 然而，也有许多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腐败水平在较低的工资水平下也是可以很低的。首先，我们可以料想到，在许多低收入国家中，贿赂的水平也是相对较低的。即使在上述模型下，政府部门工资水平不必很高也可以使腐败行为达到很低的水平。其次，在原始文献中，作者也承认有一些没有考虑到的因素：例如政府工作人员有退休金，并且腐败行为被发现可能会减少在私人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而这些因素可以视为对政府部门低工资的一种补偿。又如，政府部门的高工资可能激励人们对其加强监督，客观上也减少了政府部门需要支付的工资。从反面来说，政府部门的高工资也可能在客观上激励人们行贿，从而得到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机会。并且，政府部门的支出主要来源于税收，高工资反而会加重纳税人的负担。 下面进入实证部分。这篇文献使用了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库、统计年鉴和中央银行公告中综合的数据集来完成实证检验。这个数据集包括 31 个发展中国家与经济与合作组织成员国，每个国家数据的时间跨度至少五年。为了保持稳健性，作者还使用 Rauch & Evans (2000) 的数据集进行了验证。被解释变量为腐败指数，主要解释变量为政府部门工资与制造业工资之比，同时寻找了一系列控制变量，以控制腐败行为的发现概率、惩罚力度、腐败机会与所谓市场的失真程度等。 首先，为了消除可能的滞后项的影响，作者对某国的数据在时间上取了平均，随后进行加权最小二乘回归以减小异方差性，以评估自变量对因变量的长期影响。特别地，作者还加入了韩国与新加坡的虚拟变量以评估离群值的影响。回归结果如下表： 我们看到，在作者使用的数据集的回归中，相对工资项都是在 5% 水平上显著的。这也证实了模型的推测：相对高的政府部门工资可以减少腐败。同时，我们发现，作为虚拟变量的韩国项很显著，而新加坡项不显著。这说明韩国的腐败程度可能在较大程度上不能被本回归的解释变量解释，而新加坡可以。 随后，作者将回归结果进行标准化以消除单位不同的影响，如下表： 可以看到，法律制度以及相对工资的偏效应有着最强的经济显著性。这也与我们的经验相符。 之后，作者使用所有数据评估了解释变量变化的短期效应。没有报告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表中可以发现，相对工资的变化在短期的效应并不显著。然而，这并不能作为拒绝我们在长期的推测的一个有力证据。 随后，作者估算了在怠工模型与公平工资模型下使腐败程度为零的政府部门工资，发现回归方程预测的工资处于这两者之间。因此，作者认为，这两个模型都不完全成立，抑或是存在某种混合作用。这也能为实际的政策执行提供建议。 作者在全文最后指出了这项研究的不足，即没有完全排除内生性问题。例如，高腐败程度的国家可能面临预算问题，因此导致工资较低，也就是所谓的反向因果。但无论如何，这项研究还是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参照，告诉我们，高薪至少在长期下可能是有助于养廉的。 参考文献： Akerlof G A, Yellen J. The Fair Wage Effort Hypothesis and Unemployment[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0, 105(2): 255–283. Becker G S, Stigler G J. Law Enforcement, Malfeasance, and the Compensation of Enforcers[J].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1974, 3(1): 1–18. Shapiro C, Stiglitz J E. Equilibrium Unemployment as a Worker Discipline Devic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4, 74(3): 433–444. Rauch J E, Evans P B. Bureaucratic Structure and Bureaucratic Performance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0, 75(1): 49–71. Van Rijckeghem C, Weder B. Bureaucratic Corruption and the Rate of Temptation: Do Low Wages in the Civil Service Cause Corruption, and by How Much?[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1, 65(2): 307-331. 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