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报标题：将鸡、牛、草三个物体分两类，你会把哪两个放一类？ 孙梦丹 如果请你将上述 3 个物体分成 2 类，你会怎么分呢？ 通常的分法有 2 种： 牛和草一类，鸡为一类 牛和鸡一类，草为一类 在心理学范畴里，我们认为第一种分类方法是整体性思维方式(holistic thinking)的产物，而第二种分类体现了分析性思维方式(analytic thinking)[1]。研究发现，东方人更擅长整体性思维方式，表现在更关注情境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牛和草是吃与被吃的关系）；西方人则更偏好分析性思维方式，强调事物的内部特征（牛和鸡都是动物）[1]。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东方文化崇尚集体主义，西方文化主张个人主义，进而导致了思维方式上的差异 [1]。 文化与大脑：CBB 环路模型 整体思维和分析思维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我们平时也会接触到各个方面的东西文化差异，这不是这篇文章的重点，这篇文章要介绍的是文化和大脑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北大的韩世辉教授和北师大的马燚娜研究员共同提出了“文化 - 行为 - 大脑”环路模型（Culture–Behavior–Brain Loop, CBB Loop），来解释 1）文化如何通过情境化行为（contextualizing behavior）来塑造大脑；2）大脑如何通过行为来调节文化[2]。 图 1 CBB 环路模型[2] 1)文化环境情境化个体的行为；学习新的文化信仰及表现不同的行为习惯反作用于大脑的功能组织；变化后的大脑引导个体主动表现出特定的行为来当前文化情境，同时调整当前的文化环境。2)文化和大脑之间也可以直接地相互影响。 下面我会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一下这个模型在说什么，首先假设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种 A 文化，这种 A 文化下生活着许多许多个体（A1，A2，A3，A4……）。 文化之于大脑 某一天，A1 一拍脑袋提出了一个新想法：每天睡觉前应该要吃一个甜甜圈，这样才能做一个甜甜的梦。这个想法通过人际交往扩散到广大的人群中，然后变成了社会的主流想法和行为脚本（此处省略很多过程和条件，现实中一个新想法变成主流不会那么容易的……），从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这个过程称为：文化情景化行为）。此时，这种行为被称为”文化情境化行为”（Culturally contextualized behavior, CC-behavior），它依赖于具体的情境，当情境改变时，这种行为可能不再出现。比如，一个来自 B 文化的个体 B1 去了 A 文化下的某国留学，为了更好地融入 A 文化，这位 B1 同学也养成了睡前吃甜甜圈的习惯。但是，当 B1 回到 B 文化的时候，他很可能就不再表现出这个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断地吸收某文化价值观，并表现出特定模式的行为，其大脑有可能由于与生俱来的可塑性而发生了功能或结构上的改变（路径 1：文化—>行为—>大脑）。这种改变会出现于在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长大的孩童身上，也会出现于移民之后被另一种文化同化的成人身上。至于文化诱发大脑功能 / 结构改变的可能性多大，作者没有详细交代，据我的理解，可能会受到两类因素的影响：1.与大脑可塑性有关的因素，比如个体的年龄、基因类型（基因会影响个体对文化的易感性）；2.与文化输出强度有关的因素，比如个体接触该文化的时间、该文化对多元价值的容忍程度。 大脑之于文化 当大脑在结构或功能上发生相应变化以后，它会调节个体行为来适应特定的文化情境（路径 2：大脑—>行为—>文化），这个路径中的行为被称为“文化自发行为”（Culturally voluntary behavior, CV-behavior），这种行为已经独立于情境而根植于大脑，即使文化或者情境发生改变，这种行为还是会持续表现出来（“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比如，在 B1 在 A 文化大熔炉下生活了很久，因而其大脑发生了稳定的变化，之后不管他去那儿，TA 都会保持睡前吃甜甜圈的习惯。 以上，就完成了图中的环路：文化和大脑通过行为这个中介变量相互影响。除此之外，文化和大脑也可以直接交互（图 1 中的直线部分），比如在实验室环境中不断提醒个体 A2：睡前要吃甜甜圈 *N，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直接改变 TA 的大脑活动（注意：此时并不需要行为的参与）。 文化如何影响大脑？ 东西文化下的“self-reflection” 接下来我们就以一个研究为例来看看强大的文化如何影响了大脑。 研究招募了 30 名中国成年人（东亚文化）和 30 名丹麦成年人（西方文化），要求他们完成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任务，包括社会(social)、心理(mental)、身体(physical)三个维度。比如，研究者会给被试看“勤奋”（diligent）这个词，然后询问被试，是否会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自我评价）。在被试进行这些任务的同时，研究者利用 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记录他们的大脑活动[3]。 结果发现，在 self-reflection*（见本小节末尾的解释）过程中，丹麦被试的大脑在内侧前额叶皮层(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mPFC)的激活程度高于中国被试（图 2A）。 而在社会维度上的自我评价任务在颞顶联合区(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TPJ)诱发的脑活动，中国被试比丹麦被试更强烈（图 2B）。 图 2[3] C. 中国被试 vs. 丹麦被试：在 TPJ 区域有更强的激活（社会维 度）；D. 丹麦被试 vs. 中国被试：在 mPFC 区域有更强的激活（三个维度） mPFC 区域已经被以往多个研究表明参与个体的 self-reflection 过程，而 Ma 等人的研究第一次发现 self-reflection 在西方人身上引发了更强的 mPFC 活动（相比于东方人）。这说明了西方人对刺激（如，公众人物）进行编码时，自我参考(self-reference)更强，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更少。此外，Ma 等人的研究表明 TPJ 参与个体在社会维度上的 self-reflection 过程，因此东西方文化引发的 TPJ 区域的激活差异表明了东方人可能更加从他人的角度出发，或是对自己的社会角色有所期待。 综合上述结果，这个研究说明：对自我信息和他人信息的神经认知加工过程可能涉及了一个包含 mPFC 和 TPJ 的分散式神经网络。在不同社会文化情境下的个体会习得或采取不同的策略， 在神经层面上表现为：当处理自我或他人相关信息时，改变神经环路中某个节点的比重。也就是说，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你的大脑对于特定加工过程的工作模式，让你能更好地适应当下的社会文化情境。 *Self-reflection：自我反思 / 反省，反映个体对自我的概念 / 认知。心理学研究通常使用“自我参考任务”（self-referential task）来研究 self-reflection，该任务要求被试对自己和公众任务进行特质评价。在 Ma 等人[3]的研究中，self-reflection 的脑活动通过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任务的脑激活程度相减得到。 「我」和「我们」 上述的研究证明了长期的文化经验对大脑的影响，而事实上研究者也会在实验室环境中通过文化启动范式(cultural priming)来考察短期的文化经验对大脑的神经活动模式的作用。文化启动范式要求被试阅读包含特定文化元素的文章或观看图片来切换被试对于不同文化的思维倾向，该范式假定个体可以拥有多个文化价值系统，且有能力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进行切换。例如，要求被试阅读包含复数 / 单数代词(‘we’或‘I’)的文章，或者思考自己和他人如何相似 / 不同，以此来启动分别代表东西方文化的自我构建(self-construal)的依赖性 / 独立性(interdependence/independence; 复数代词启动依赖性，单数启动独立性；思考自己与他人相似启动依赖性，思考自己与他人不同启动独立性)。 图 3 展示了一个典型的文化启动范式实验[4]。首先被试需要完成阅读和书写任务来启动两种文化体系：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当某种文化被启动之后，被试需要完成一个自我评价任务（任务随研究目的的不同而不同），我们通过比较两种文化启动下被试的大脑活动来考察文化在自我评价任务中对大脑的影响。该研究发现，自我评价引发的 mPFC 和 PCC（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后扣带回皮质）脑激活程度受到文化启动的调节。此外也有研究表明启动不同的文化体系会导致大脑在多个加工过程的神经活动差异性，包括自我面孔加工[5]，情绪加工[6]以及更复杂的奖励加工[7]。更有趣的是，启动依赖性（相对于独立性）文化会减弱个体对于疼痛电刺激的早期感觉反应[8]，提高在运动观察任务中的运动诱发电位[9]等等。由此可见，文化对于大脑神经活动的影响是多层次的，远比我们想象地更加广泛和基础。 图 3[4] 文化启动范式实验: A. 两种不同的文化启动 B. 自我评价任务，包括一般评价和情境化评价（字体判断作为控制任务） 基因和大脑和文化 除了解释大脑、行为和文化的关系，CBB 模型的提出者还在文章中介绍了 CBB 模型和基因的关系。Han 和 Ma 认为，基因为 CBB 环路提供了基础，并通过多种方式对 CBB 环路中的各个元素产生影响：首先，基因塑造了大脑的解剖构造，包括尺寸、皮层结构、功能分化等；其次，有些行为特征被证明是可遗传的[10]，或与基因有关[11]；第三，环境和经验限制了基因型(genotype)如何表达为行为上的表型(phenotype)，而且基因与行为的关系在不同文化下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模式；最后，特定的神经活动模式与文化的对应关系（如上文所说的，self-reflection 引发的脑活动与东西方文化的对应关系）可能只会在某个基因的一种变异类型携带者身上出现，而不会出现在该基因的另一种变异类型携带者身上。 众所周知，基因对大脑的塑造是非常缓慢的（比如，成千上万年）。相对来说，文化和行为因素对大脑的改变就快得多了，比如个体的生命周期内就可能出现文化诱发的大脑变化。基因和社会文化因素正以不同的速率共同影响着我们的大脑。以一个生命周期为单位来看，基因影响了个体对文化情境的易感性，有些等位基因的携带者更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且，文化经验可能会诱发一些遗传性变化。从漫漫历史长河来看，文化影响了社会和物理环境，而基因选择在这个过程中刻画了人类基因图谱。 催产素受体基因、文化与同理心 通过上文的研究介绍，我们已经知道：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体在某些认知加工过程的脑活动模式是不同的。比如，假设 A 文化诱发的神经活动模式为 X1（表示为 A-X1），B 文化诱发的神经模式为 X2（表示为 B-X2）。而这一小节我们要说的是：这种文化 - 大脑的联结关系（A-X1/B-X2）会受到基因的调节。Luo 等人[12]的研究发现，催产素受体基因（催产素受体基因(OXTR rs53576)位于染色体 3p25，具有三种基因型：G/G、A/G、A/A，被认为与个体的同理心有关 (来源：维基百科)）会影响文化取向与同理心诱发的脑活动之间的相关关系，即基因影响了 A-X1。更具体来说，依赖性文化取向（相对于独立性）与同理心诱发的脑活动（脑岛、杏仁核、颞上回）有联结，而这种联结在 G/G 类型的人群中更为强烈（相比于 A/A 类型）。这个研究是第一个在神经层面证明了基因和文化的交互作用，而以往的研究都是从行为层面来说明的。 总而言之 最后来说说，CBB 环路模型或者说研究文化 - 行为 - 大脑交互作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首先，CBB 模型描述并解释了文化、行为和大脑之间的动态交互，就像数学建模一样，弄清楚变量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预测甚至干预了。比如，我们可以根据当前文化下人的行为模式来预测大脑未来可能会发生的变化。网络文化[13]，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趋势正在迅速改变人的行为方式，比如，减少了面对面的交流方式，而这可能会导致大脑 mPFC, TPJ 和前扣带回区域的改变，因为这些区域与推论他人的心理状态和同理心有关[14]。此外，加入基因这个变量让我们从一个更 extended 的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以往我们了解到的文化和基因的关系可能是这样的：文化的进化为人类创造出新的环境，从而给基因选择施加压力，而基因也会反过来对文化进行选择。而基因×CBB 模型的价值在于提出了文化和基因对于大脑的影响，这有助于我们了解大脑在基因和文化共同进化过程中的作用。以此为起点，我们也有了更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文化经验是否会导致大脑活动的遗传性改变，and how? 文化经验是否会在分子水平上影响大脑，and how？ 以基因型的频率出发，是人数多的一方还是少的一方对创造新文化的贡献更大，哪一方能更好地适应新文化情境? 全球化以及文化交流是否会影响不同文化群体在脑活动上的差异，and how？这种文化差异在未来会逐渐减小还是增大？ 参考文献 [1] Nisbett,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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