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olo 本文首发于《经济观察报》。 如果要评选一个最能引起经济史学者争论的话题，奴隶制是很有力的竞争者。比方说，大家争论：奴隶制的诞生，究竟是因为劳动力太稀缺，还是劳动力过剩？Domar[1]认为：像东欧和开拓早期的北美这样的地方，地多人少，与其付出高工资雇佣劳工，不如建立奴隶制强迫他们做工；Habbakuk[2]等学者则认为：人多地少的时候，劳动力之间激励的竞争，迫使他们接受非常差的工作条件，有时这个条件甚至包括自由。两种观点截然相反，哪个才是正确的呢？ 奴隶制为何形成，奴隶制为何消失，以及奴隶制在社会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历史上，奴隶制遍布世界各地。现在，尽管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已立法禁止了奴隶制，但在非洲某些国家，大规模的奴役现象仍然存在。即使在少数发达国家，类似奴隶制的现象也没有完全禁绝。为何历经几千年，还是斩不断这副镣铐？要深入理解奴隶制，我们需要去了解量化历史近年来的成果。只有充分了解了自由的敌人的相貌，才能更好地捍卫自由。 这篇文章将会分成以下四个部分：首先，我将介绍一些经典的、有关奴隶制的理论分析。从激励机制的角度理解奴隶制，可以理解很多关于奴隶制的疑惑，包括一开始提到的问题；其次，我将介绍奴隶何以自由，以及奴隶制为何会瓦解；再次，奴隶制的经济影响究竟如何？福格尔当年的研究引起了许多争议，但近年来的新研究，可以带给我们更精确的答案；最后，奴隶制的结束，不代表其彻底消亡。前面这些问题的答案，对我们思考今天许多新现象也会有帮助。 奴隶制的理论分析 有关奴隶制定义的论著汗牛充栋。不过，在开展经济理论分析时，经济学家通常会从两个角度来展开分析。第一个角度来自 Barzel[3]。在 1977 年发表于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的论文中，他如此区别雇佣和奴隶制：受雇的人能够决定自己劳动多少、消费多少、休息多久，而对于奴隶，做这些决定的都不是本人，而是奴隶主。因此，在雇佣的情况下，个人最大化的是自己的效用；在奴隶制下，雇主也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对奴隶来说，这就是要最大化他 / 她的产出，榨出油水。 这一点看起来简单，却可以解释很多令人困惑的事实。福格尔当年的研究发现：一方面，南部种植园的生产率很高。因此，他认为奴隶制这种组织形式“有效”；另一方面，如果看一些基础指标，奴隶过得并不差。哪怕是比起北方的劳工，他们摄入的热量也不少，人均居住面积也不小。可是，既然如此，为什么奴隶要纷纷逃亡呢？Lennon[4] 2016 年发于表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的文章发现，正是因为大批逃亡，才导致北方的奴隶价格，比南方高出了 30% 以上。 原因在于：这个所谓的“有效”，其实是用奴隶的负效用换来的。巴泽尔文中举了一个例子：同样是吃饭，自由的人也许不会去最大化摄入的热量。除了能量，他们还想着口味、新鲜程度等因素；对奴隶主来说，问题没有这么复杂，只要能有效地供能，让奴隶吃饱肚子好干活就行了。既然决策完全是基于生产，每个人都成了生产机器的螺丝钉，最终出来的生产率高，自然不奇怪。容易测量的产出多了，不易测量的正效用，如美味、闲暇等少了，结果看起来，确实比较“有效”。 第二个角度来自 Acemoglu 和 Wolitzky[5]。在 2011 年发表于 Econometrica 的研究中，他们将奴隶制看作一种特殊的激励手段：企业雇佣员工，主要手段是提供一份足够优厚的合同，超越员工的“心理防线”；在奴隶制下，尽管奴隶主给的条件也要超越奴隶的“心理防线”，但奴隶主可以通过暴力手段，来改变“心理防线”本身的高低。因此，尽管奴隶可能很不情愿接受一份合同，嫌工资太低、工作太辛苦，等等，但奴隶主只要肯付出足够的暴力成本，奴隶最终不得不接受这份合同。 还记得开头那场争论吗：是劳动稀缺还是劳动充裕，更容易催生奴隶制？两位学者的分析发现：两点可能都正确！Domar 的分析有道理：地多人少的时候，奴隶产出的价值会更高。这时，以暴力激励劳动力多产出，可以提高奴隶主的利润；Habbakuk 也有道理：人口众多，劳动力市场竞争激励，“心理防线”低，工作会更卖力。用暴力让奴隶接受合同，显得更加划算。因此，人多人少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劳动的边际产出，以及奴隶逃离奴隶主之后，可以拿到什么样的待遇。 那么，奴隶制对社会总福利影响如何呢？这一点上，两位学者的答案比 Barzel 更加笃定：奴隶制永远是无效的。为什么？从他们的角度看，奴隶制的实质是通过暴力，将效用从奴隶手里转移到奴隶主手里。因此，相比于社会最优，奴隶主总是倾向于过度使用暴力——他们得了好处，损失却是奴隶身上的。此外，在奴隶制下，给生产效率比较低的奴隶主干活时，奴隶的效用总是要更高一些。因为，既然通过暴力榨取他们的收益比较小，奴隶主自然会少一些使用暴力。 总之，理论角度看，经济学家并不普遍认为奴隶制更高效。相反，近年的分析，更多得到的是反面的结论。粗糙（尽管营养不错）的饭食、枯燥（自己毫无决定权）的工作、无隐私可言（甚至基本的权利都会受到践踏）的日常生活。统计时，这些负效用不会体现在数字上，而产出的真实成本也因此低估了。从后面将要介绍的量化研究中，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让一个人基于自己的利益，去帮另一个人做决定，我们是没法指望，这个决定会让两个人都更好的。 奴隶何以自由、奴隶制何以瓦解 和奴隶相联系的词是什么？贫穷、任人欺辱、手链脚镣，等等。不过，不是所有奴隶都过得如此悲惨。不同时间段，不同地区，奴隶内部的不同群体，生活方式常常大相径庭。古希腊银行家手下的奴隶，有机会继承银行；美国南部的奴隶管家，在当地也是颇为体面的人物。有的奴隶可以拥有财产，甚至富甲一方；有的奴隶“表现”不凡，主人甚至要予以赦免。那么，是哪些奴隶，能够最终获得自由？又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奴隶制在社会层面的瓦解？ 想让奴隶工作，手段无非“大棒”或“胡萝卜”。前一观点的代表是亚当斯密：“想要让劳工在满足生存所需之外继续工作，手段唯有暴力”；后一观点的代表是色诺芬：“奴隶也有对幸福的期待”。大棒，可以用负效用来指代：辱骂、殴打、分割家庭，等等；胡萝卜，可以是加餐，加钱，还可以是给予自由。那么，奴隶主什么时候会选择大棒，什么时候会选择胡萝卜？如果奴隶主选择了胡萝卜，又是什么样的因素，让奴隶主会挑出胡萝卜中特别甜美的那支——自由——来呢？ Dari-Mattiaci[6] 2013 年发表在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的回答只有一个词：信息。直觉很简单：如果评价工作的指标很简单，比如犁了多少地、摘了多少棉花、晒了多少盐巴，等等，这时胡萝卜和大棒的作用相差不会很大。给正效用，奴隶固然会努力；给负效用，奴隶也会出于恐惧而努力。可是，如果工作很复杂，比如要管钱、要采购等等，还是正效用更符合奴隶主的利益：哪怕威胁，拿鞭子抽，最后的工作有多好，也不一定能看出来。奴隶整天焦虑怕挨打，反而可能办不好事。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同一个种植园，管家和种棉花的，待遇相差那么大？Dari-Mattiaci 对此做了不少量化分析。比方说，在古罗马，根据 Joshel[7]整理的 1000 余人的职业数据：银行业中自由人的比例是 100%，销售业的自由人比例也接近 90%；相比之下，建筑业中自由人的比例只有一半，而交通行业更低，不到 20%。美国南部的数据也符合这一观点：复杂程度较高的行业，奴隶获释的机会，足足是复杂程度较低的行业的 6.5 倍。信息的作用很重要。 个体的获释并不意味着奴隶群体的解放。那么，推动奴隶制度整体变革的，究竟是什么因素呢？工作复杂程度的上升，既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一些奴隶，比其他奴隶过得更好，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部分地区的奴隶制率先瓦解。Ashraf[8]等五位学者今年完成的工作论文发现：19 世纪上半叶，普鲁士境内工业化程度越高的省份，释放奴隶的比重就越高。工业化相对超前的南部省份，释放奴隶的比重常常超过 30%，有的甚至达到 50%；工业化滞后的东部省份，释奴比例常常不足 10%。 工业化的魔力在哪里？技术革命之后，雇主对劳动力更加“挑剔”了：不识数、连简单说明书都读不了的劳力，创造不了多少价值。社会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劳动力，而这又要求这些劳动者去接受教育，积累合适的人力资本。可是，如果奴隶制仍然存在，奴隶积累人力资本的激励就会不足——即使可以拿到更丰厚的报酬，奴隶主也会以暴力夺走，自己享受不到多少好处。因此，随着工业革命推进，保有大量奴隶，已经不再符合资本家——许多也是奴隶主——的利益了。 因此，即使纯粹是出于经济理性，奴隶主也有可能解放奴隶，奴隶制也有可能因此崩溃。职业特点的变化是尤其重要的因素：职业的成果更难以监督、职业对个人的要求提高，都会导致奴隶制显得更加“不合时宜”。许多其它地区的变革，包括俄国和美国，也可以用这一理论解释。不过，奴隶制的结束背后有经济因素，并不代表其它因素不重要：自由意识的觉醒，奴隶自主的反抗，都会发挥作用。即使是背后有经济因素推动的改革，实际进程中也可能发生暴力。 奴隶制的经济影响 奴隶制有什么经济影响？映入我们脑海的第一反应，多半是奴隶主因压榨奴隶获利。确实，不仅是奴隶主发财，买卖奴隶本身就是一笔很赚钱的生意。无论是 Daudin[9]对法国的估计，还是 Inikori[10]对英国的估计，都指出奴隶贸易相当赚钱：利润最高可达 50%，远胜普通的贸易，或者投资地产等生意。不过，这一行的进入门槛很高，生意把持在少数大商人手中，这可能是高额利润长期维持的原因之一。这一点也可以解释 Thomas 和 Bean[11]的发现：起码在英国，奴隶贸易称不上是规模很大的产业。 现实的图景比这个还要复杂：除了赚钱，奴隶的诞生和移转，也和风险因素有关。一方面，尤其是古代社会，个人缺乏应对风险的工具。一旦遭灾，常常是既没有可以救济的资金，也没有能用来借钱的抵押品。这时候，唯一能够抵押的，就只剩下了自己。以 Naidu 和 Yuchtman[12] 2013 年发表于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研究为例：19 世纪初，缺乏保险的工人，常常选择和雇主签订主仆合同，其中的条款常常十分严苛。一旦违反，工人还会被判入狱。 另一方面，奴隶自己，也成为了企业家融资的工具。Kilbourne[13] 2014 年出版了专门研究奴隶市场的专著，其中提到：在美国南部，奴隶是贷款人最喜欢的抵押品。借钱的时候，奴隶比土地还好使：土地不容易变现，一般只能拿去抵押；奴隶市场很发达，奴隶可以直接换来现金。Gonzalez、Marshall 和 Naidu[14]今年发表于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的研究，用马里兰州的微观数据发现：废奴之前，尽管总人口中奴隶主的比例只有 4%，但企业家中奴隶主的比例却有 13%。更多的奴隶，对企业融资是明显的优势。 所以，考察奴隶制，风险也是不可或缺的视角。尽管前面提到的研究指的是古代社会，但在个人缺乏避险手段的当代社会，类似的现象也在发生：屡遭旱灾的非洲国家，走投无路的家庭，只能将孩子送进条件恶劣的工厂——其中条件，压根还比不上 19 世纪的美国南部。如果缺乏作为抵押品的物，即使未来确实有能力获取收入，他 / 她也只能抵押自己。因此，历史上才会有穷人反对梭伦废除债务奴隶的记载。从这个意义上说，赋予个人其它保障风险的手段，也是瓦解奴隶制的渠道之一。 直到这里，我们谈论的影响都是短期的，但奴隶制的影响绝不止于此。在其全盛时期，奴隶制渗透到社会的每个方面，塑造着社会的结构，影响着个人的观念。定型的社会结构和个人观念，又会影响后续的发展。如果奴隶制在长期仍有着明显的影响，仅仅依靠短期的观察结果下定论，可能会有误导作用：即使奴隶制在短期内真的有效（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哪怕这一点都不一定成立），这也未必能抵消制度的长期效应。幸运的是，量化历史在这方面取得了许多进展。 Markevich 和 Zhuravskaya[15]在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即将刊出的研究，利用沙俄时期的省级面板数据，给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沙俄提前 40 年，在 1820 年时就废除农奴制，到 1913 年时，沙俄会比实际要富裕 50%。也就是说，奴隶制多延续 40 年，对 50 年后的经济，还有幅度达到 50%的负面影响。相比之下，土地改革的效应并不明显。实际上，土地改革对 1913 年时，当地的农业生产力还有轻微的负面作用。长期内，奴隶制的存续带来的负面作用是非常大的。 对于输出奴隶的非洲国家，这一点同样成立。Nunn 和 Puga[16] 2012 年发表于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的研究，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祸兮，福之所倚”。本来，崎岖地形对经济发展该是不利的因素，但对非洲国家来说，地形崎岖，意味着殖民者难以达到，也难以捕捉奴隶。因为奴隶贸易导致的人口流失和内部纷争减少，对今天的经济还有显著正面作用！按照二位作者的估计，假如一个非洲国家的地形崎岖程度翻 2 倍，当地今天的 GDP 会提升超过 40%！ 长期内，奴隶制也会恶化社会的财富分配格局。Bertocchi 和 Dimico[17] 2014 年发表在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的研究，利用 1940-2000 年的美国面板数据，得到以下结论：当年的蓄奴州，不仅收入和财富更加不平等，生存在贫困线下的人口也更多。这一长期影响的起因，是奴隶制与种族在教育程度上的分化有关，而教育程度的差距，又可以解释大部分收入方面的差距。奴隶制导致不平等，不平等又会进一步引发诸多社会问题。贫富差距扩大的今天，这一点再次凸显。 最后，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宽阔一些，奴隶制的“遗产”，远远不止于此。仅以量化历史近年来的部分成果为例：当年实施奴隶制的地区，今天当地的信任程度会因此更低，这意味着在社会资本这个维度上的缺失；当年实施奴隶制的地区，今天当地仍有着更多的暴力犯罪。其中渠道十分多样：长期以来的仇视、居高不下的族群不平等、暴力的文化，等等。我们可以说这些因素在经济以外吗？很难，这些因素都和经济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评估奴隶制，这些也不可忘却。 结语 回顾历史，我们看到无论是奴隶的诞生和奴隶制的兴起，还是奴隶的释放和奴隶制的瓦解，背后都存在相应的经济因素。奴隶制存在的形态十分多样：不是非黑即白，非 0 即 1，而是有着许许多多的“中间形态”。如果当代社会，类似的经济因素再次出现，我们能否确信类似奴隶制的安排不会再次出现？近年来，社会科学各领域都注意到了以下几个事实：各国的平均工作时间在悄然延长，闲暇的时间在不停缩短，工作变得愈发不稳定 ，而个人在工作中所具备的灵活性也在下降。 尽管在可见的将来，类似“鞭子加镣铐”的奴隶制不至于再出现，但各种“大棒”类型的激励，完全有可能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尽管人身自由不太可能彻底让渡，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可以逐渐模糊，导致个人对自己的生活越来越缺乏掌控；尽管雇主无法完全随心所欲使唤雇员，但日益进步的监督劳动者的技术——可以随时随地接收邮件的手机、确保雇员能够看到的应用，等等——让这一未来的距离不再遥远。尽管这并不必然导向奴隶制，但类似的激励手段可能再次出现。 总之，如果完全从野蛮、血腥等角度看奴隶制，在许多国家，这个制度确实已远离了大众；但是，如果从激励的角度看奴隶制，其中的许多分析仍然适用。互联网相关技术迅速进步的当下，什么形式的劳资关系将占据主导地位？如果激励制度随技术变化，哪些人将会过得更好，哪些人的境况会更差？整个社会呢？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讨论技术进步，还是社会分化，还是工作时间、形式和闲暇的变化——都是相当重要的问题——理解奴隶制的原理和历程，都会有所帮助。 正文提及的部分文献 [1] Domar, Evsey D. "The causes of slavery or serfdom: a hypothesi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0.1 (1970): 18-32. [2] Habakkuk, H. J.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8.4 (1958): 486-501. [3] Barzel, Yoram.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slavery."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0.1 (1977): 87-110. [4] Lennon, Conor. "Slave escape, prices, and the Fugitive Slave Act of 1850."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59.3 (2016): 669-695. [5] Acemoglu, Daron, and Alexander Wolitzky. "The economics of labor coercion."Econometrica 79.2 (2011): 555-600. [6] Dari-Mattiacci, Giuseppe. "Slavery and informatio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73.1 (2013): 79-116. [7] Joshel, Sandra R. Work, identity, and legal status at Rome: A study of the occupational inscriptions. Vol. 11.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2. [8] Ashraf, Quamrul H., et al. "Capital-skill complementarity and the emergence of labor emancipation." (2017). [9] Daudin, Guillaume. "Profitability of slave and long-distance trading in context: The case of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4.1 (2004): 144-171. [10] Inikori, Joseph E. "Market structure and the profits of the British African trade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1.4 (1981): 745-776. [11] Thomas, Robert Paul, and Richard Nelson Bean. "The fishers of men: The profits of the slave trade."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4.4 (1974): 885-914. [12] Naidu, Suresh, and Noam Yuchtman. "Coercive contract enforcement: Law and the labor market in nineteenth century industrial Brita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1 (2013): 107-144. [13] Kilbourne, Richard Holcombe. Debt, investment, slaves: Credit relations in East Feliciana Parish, Louisiana, 1825-1885.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14. [14] González, Felipe, Guillermo Marshall, and Suresh Naidu. "Start-up nation? Slave wealth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civil war Maryland."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77.2 (2017): 373-405. [15] Markevich, Andrei, and Ekaterina Zhuravskaya.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he abolition of serfdom: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Empire." Forthcom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6] Nunn, Nathan, and Diego Puga. "Ruggedness: The blessing of bad geography in Africa."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4.1 (2012): 20-36. [17] Bertocchi, Graziella, and Arcangelo Dimico. "Slavery, education, and inequalit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70 (2014): 197-209. 阅读原文
